其他
家国丨许明：我的外婆, 大时代小人物平凡一生
一次回眸，岁月便成了风景
许明，1955年生于贵州遵义，1973年高中毕业后插队农村，1976年招工进入赤水天然气化肥厂合成车间做操作工。1977年12月参加高考，1978年3月入复旦大学新闻系。毕业分配到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，曾任贵州人民出版社副社长、贵州出版集团公司董事长、党委书记，贵州省文化厅厅长，现已退休。
原题
外婆的故事
外婆陈锡英，生于1905年或1906年6月1日（农历），逝于1968年11月14日。外婆的老家在遵义地区正安县洋渡，即现在的县城田生社区洋渡组。家门口就是乌江最大的支流芙蓉江，洋渡是芙蓉江上的一个古渡口。
正安县在1728年（清雍正六年）才由四川遵义府划属贵州。遵义府志将其列遵义县之后，居第二。由于境内芙蓉江通乌江达长江，距重庆近——220公里，历史上受巴蜀、楚文化影响较早。虽然距今天的省会较远——295公里，但其开发和开放却较黔中早。
贵州文化教育的鼻祖、东汉时到中原拜师学儒、回乡兴学的尹珍就是正安县新州镇人。猜测他北上的路线就是走水路顺长江而下。清末，正安是川盐入黔的重要站点。
光绪年间改定盐法，实行官运商销，大量川商到正安县城和下面的安场镇设号经营，知名的大商号有“宝兴隆”“义益号”“天全美”“大生美”等。民间的财富积累又促进了当地经济文教的发展（注1）。清末科举刚废，即有模范小学堂和初高等学堂陆续兴办。由于水路便利，县人多亦农亦商。除了贩盐，销出的农产品主要是油桐、生漆、蚕丝（注2）、中药材等，与重庆互市往来密切。
1912年，就有从日本留学的王凤翔回乡提倡妇女放足、男子剪辫；倡导禁烟，发展新学。到1915年，全县已经设立初级小学校42所，开了第一届运动会。1921年，兴办县城区女子小学校；1931年开第二次运动会。1933年，又有柯瑞文创办女子读书班；1937年，县立简易师范学校、淞江女子小学校建立；次年正安县初级中学建立。
这些史事都说明，正安县当时商贸活跃，文教初兴，社会风气开放。并不是今人印象里的僻远闭塞之地（注3）。外婆生长于这样的环境，幼时家境应该不错。
我曾经在1963年暑假由外婆带着去过她的娘家。在她大侄子（其父是外婆小弟弟）家住了两天。记得每到吃饭，看见篜子里只有一点米饭，大部分是包谷沙，我就大声说我要净米饭，外婆赶紧说：操转（把米饭和包谷混合的意思）大家吃。
那时她家的老房子遗址还在，是一栋六柱木结构瓦房，长长的基坎可以想见当年宽敞的廊檐。从老屋基下行不远，就是清澈的芙蓉江，我曾经在那个名为洋渡的渡口渡船上来来回回坐船玩，就像今日的孩子玩电梯，颇兴奋。外婆后来对我说“挖煤工是埋了没有死，渡船工是死了没有埋”。我年纪小，不明白此话的意思。等明白此话的含义时，外婆已经作古多年。
外婆个子比母亲高，大约一米五出头。我能够记事起她就头缠一方白头巾。头巾洗得很勤很白，话语不多，一身布衣布裤总是干干净净，针线活用今天的话说超棒。那时的家庭，衣裤都是补了又补。不是没钱，是没有足够的布票。外婆打的补丁针脚细密服贴，不细看根本看不出。
外婆吸食水烟。她有一个铜质的水烟壶，底部装上水，抽烟时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。我很小就被她安排去街上买烟丝，津津有味看她咕噜咕噜抽烟。这个锃亮的水烟壶文革抄家时被抄走，那是后话。
据母亲说，外婆的娘家不光有田产，还把正安的土特产贩往四川。她从乡下嫁入正安县城王家，应该是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。王家祖上从四川璧山迁来，在正安与四川之间做生意。虽然算不上富贵之家，衣食还是无忧的。可惜外祖父在女儿出生不久，就在外面另娶新人，遗弃了外婆母女。从此外婆靠帮佣抚养独女。
母亲曾经多次说起小时候步行5公里去芙蓉江边小舅舅家的往事。既有断粮时的求助，也有因调皮被外婆责骂后的出走，还有摘茧缫丝时与外婆同去舅家帮忙的趣事。
外婆缠过脚，但不久又放开了，俗称解放脚。即拜辛亥革命后，民国建立，反对妇女裹脚的新风普及所惠。外婆在贫困中坚持让女儿上学接受教育，与正安近代以来重教兴学的开明风气有关。个人命运背后有彼时彼地的小气候潮风气。
1949年12月，正安县城解放。兵荒马乱之际，母亲在生计求学都无望的时候，报考二野军政大学，随军离开相依为命的外婆。这一去山高路遥、生死未卜。但外婆没有阻拦而是选择了放手。对于母女俩尤其外婆，特别的不容易。
她们当然不会知道，政权更替、时代巨变的风潮下，命运突变的岂止她们。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被风潮卷起，或自愿或被迫离别故土，飘徙他乡。这成千上万的人群中，有一位来自江西上饶横峰的年轻人，会在不久后在遵义与她们相遇，并成为至死不渝的家人。
到遵义后，供给制的几年，母亲曾把每月很少的津贴积攒下来给外婆寄钱，她自述一年多后，实在太想家想外婆，不听同事领导的劝阻，罔顾道途危险，在1952年春节请假步行200多公里回正安探望外婆——正安到遵义市的公路1957年修通。1952年底公职人员由供给制改为薪俸制，母亲有了赡养能力，社会也基本安定了。
外婆大概在1953年由亲戚陪送到了遵义市，靠母亲的工资租房生活。这段时间是外婆最惬意的光阴。衣食无忧，没有牵累，手头还有点余钱。她用余钱和亲戚朋友上了一个会——每人每月拿出相等数量的金额，约定每人接会时间，相当于银行的零存整取。
也是在这时，娘家与她关系最密切的小弟弟（母亲小舅）到遵义找她，说土改后田土被分了（注4），一家人被从祖屋里赶出，只好在一座庙里暂住，孩子多，生活实在难。外婆听了，当即把上会积蓄的一笔钱，全都资助了这个弟弟。这是姐弟两人的最后一面。
母亲和父亲在1955年2月结婚，同年12月大女儿出生，外婆成为家里最得力的后盾。我和两个弟弟都是外婆一手带大的。尤其1958年7月出生的小弟弟，不满一岁碰上大饥荒，吃不饱还经常生病，外婆瘸着她半残的解放脚，用一个竹背篓背着小弟弟到处求医问药，专区医院、中医院、老城的私人诊所。今天想来其实就是营养不良所致。
粮食不够吃，外婆自己吃糠咽菜，尽量省下口粮保外孙。有一次，外婆用从仓库地面扫来的混杂大量尘土的面粉熬浆糊做鞋底，小弟弟看见了，哭喊尖叫着非要吃，外婆知道他是饿的，但那东西确实不能吃，只能温言细语哄他。
妈妈常常说，没有外婆，小弟弟活不下来。到大饥荒后期，外婆开始浮肿，幸好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，外婆得以逃过一劫。那个土改后来遵义求助的小舅公就没有那么幸运。听母亲讲，小舅公在1960年前后给外婆来信求救，信的末尾就是两句话：“姐，救命了”。此时外婆和女儿一家自身难保，哪有余力救人。母亲凑了2斤粮票5元钱寄过去，杯水车薪，小舅公夫妻俩最后还是双双饿死（注5）。
从1958年开始，为了贯彻执行“鼓足干劲，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”的总路线，机关公职人员除了完成本职工作，还被动员组织起来下乡帮助大办人民公社、整社整风以完成不切实际的高产指标；或参加建高炉，大炼钢铁等的劳动。父母亲要么在乡下，要么在加班（注6）。幸有外婆在家，我和两个弟弟才能得到悉心的照护，不至于全托在托儿所。
1961年父亲调往遵义县五中（新舟中学）任校长，力劝母亲和全家下去，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三年大饥馑后当地农村人口减少，抛荒地多，可以自己种菜种粮改善生活。这是母亲同意调动的一个原因（注7）。我们全家因此在1962年夏天搬家到了新舟中学——遵义县5中，中学不远处就是孤儿院，安置饥馑时父母双亡的儿童。
记得我们全家在场镇附近的荒地种过一季红薯，收获时挖出一串串红薯的场景是儿时最快乐的记忆。随着全国经济调整，放宽农村政策，允许“三自一包”（注8），物资副食品供应迅速好转，我家的垦荒史就此结束。
到新舟的当年，我开始上学，随后两个弟弟也相继上学，外婆轻松多了，但全家六口的一日两餐仍然是外婆一手操持。
闲不住的外婆是整个校园里最受欢迎的及时雨、古道热肠的老义工。校园里很多单身老师，错过食堂晚饭时，总是拎着开水瓶或拿着面条找外婆。外婆要把已经封上的煤灶打开，为他们烧一壶开水，或煮一碗面条，然后用煤粉混黄泥搅拌的湿煤重新把灶火封上，极其麻烦。外婆总是来者不拒，从不嫌烦。
比我家晚到的王姓教导主任，一岁多的小儿子无处可托，就让外婆帮带着，这一带就是两年多。校园里老师及家眷们偶有礼尚往来，外婆对于别人的馈赠总是设法加倍偿还。不欠人情、不占便宜，是她一生为人的准则。这些对母亲对我都是重要的人生教育。
如果没有文革，外婆或许会在平静的生活中陪伴三个孙子女慢慢长大，享受她苦尽甘来的晚年生活。不幸的是，十年浩劫来了。1966年下半年，中学校园里，铺天盖地的“打到叛徒、走资派许日新”的大字报，一直张贴到我家住房外的墙壁上；我一家六口原本住了两间教工宿舍，造反派勒令腾退一间，外婆和三个孙子女只好搬到简易搭建的厨房里住；厨房边的泥墙外就是镇街。
每次游街批斗父亲等人的队伍经过，墙外打到许日新的口号都令人心惊；墙边有一株大槐树，我偶尔会爬上树，露出半个头看胸前挂着大纸板被游斗的父亲和那些不同罪名的“牛鬼蛇神”；奇怪的是，新舟小学一位杨姓女老师也在其中，脖子上还挂了两只破鞋。我懵懂知道挂鞋是极具侮辱性的，内心很为她难过。
我1962年上小学报名，就是这位杨老师笑眯眯问我姓名，我报出父亲给取的许素明，她极干脆的说，一个小孩子叫许素明，不好，就叫许明好了。从此我就成了许明。不过，父亲在家里一直是叫我素明的。在小孩子的我看来，她漂亮又可爱。一个普通的小学语文老师，什么样的罪行要被如此欺辱呢？在那个年代，美丽大概也是一宗罪过吧！如我成人后看过的电影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中的女主角。
有一次墙外“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”“誓死保卫某某某”的口号声震天，嚓嚓嚓的脚步声尤为齐整。我好奇地爬上树，看见游行队伍清一色的藤帽、钢钎，那种凶神肃煞的情景极为恐怖。那时年纪小，也不知道是何方神圣，只感受到来者不善的恐惧 。
大概在1967年的一个深夜，我家里闯进一波造反派，大都是新舟中学的学生和个别老师，搜查抄家并带走关押了父亲（外婆的水烟壶也被抄走，文革后期归还抄家财物时，水烟壶却不见踪影）。这一切，外婆都看在眼里。当然，外婆看到听到感受到的远远不止这些。
外婆带过两年多的那个孩子的母亲，因为做教导主任的丈夫挨批，上初三的大女儿为躲避抓捕、迫害，在砸烂、踏平的恐怖气氛中匆忙逃匿不知下落（注9），这位在缝纫社上班与世无争的王师母，恐怖高压下精神错乱，成天在校园里疯言疯语。
语文老师谭荣宗，因为出身地主，也被揪斗。谭老师能言善辩，当权的造反派辩不过他，就以地主婆的罪名，把一直和他生活的老母亲强行遣返回大方县的乡下。被孩子们称为“太太”的谭婆婆（注10）年纪比我外婆小几岁，年轻时守寡，儿子成家即帮着带孙女。她的被遣返，对外婆无疑是极大的刺激。
一位名叫蒋某某的食堂校工，运动初期积极造反，对立的一派群众不服气，揭露他解放初期当过土匪，要追查批斗他。他吓坏了，在一个周末吊死在学校食堂的楼上······原来平静优美的校园，充满混乱恐怖的戾气。
以外婆的人生经历，她完全没法理解这一切。身处这近乎癫狂的乱世，她内心的无助无告无人能解。
祸不单行。1967年夏的一日，闷热难当，夜里刮起狂暴的风，随后冰雹夹着大雨倾泄而下，外婆和三个孙辈住的厨房屋瓦被大风刮走，屋里到处漏雨。熬到天亮，发现墙边的大槐树被连根拔起，破墙倒地，横亘阻断了墙外的街道。如果树倒向墙内厨房顶上，外婆和三个孙子女当晚就可能没命了。
外婆开始生病，母亲明白外婆的病因，带她到遵义市看病服药，并让外婆到正安老家住一段，暂时不要回来。外婆去了正安，病情确有好转。但她放心不下女儿女婿一家，不久就又回了新舟（注11）。此时文革风头正盛，母亲因为护着父亲也被造反派揪斗。外婆病情复发，胸腹剧痛，吃不下睡不着。
当时新舟到遵义市没有客运车，到市里看病极不方便。母亲只好把外婆送往20公里外的绥阳县医院住院，让不满13岁的我陪伴照顾。虽然同样没有班车，但20公里的路程，母亲在周末可以步行赶到医院看望，次日大早再步行20公里赶回新舟上班照顾父亲和弟弟。
外婆住一间多人的大病房，我每天帮着拿药喂药打饭洗漱。外婆常常吃不下饭，我总是以不吃我就回家威胁她，让她多少吃一点。病房的病人和家属们都说我懂事。我哪里懂事？外婆病成那样，俗语有愁肠百结，我似乎九结不到。外婆疼痛难忍不吃不喝的时候我会难受一会，转过身没心没肺又忘了，丝毫未察觉死亡的幽灵正步步逼近。
住院一段时间后，外婆病情没有任何好转，病因始终不明。母亲在一个周末约了她的堂弟到医院，让我自己回家。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连蹦带跳疾走20公里回了新舟。次日母亲带着外婆搭了一辆便车也回了新舟。
据母亲后来说，她约堂弟原本准备送外婆去遵义市治疗的，结果堂弟和医生病友都建议不去，还是回家。其实就是认为外婆的病没治了。这是母亲一生最后悔自责的事。回到家里，为缓解外婆的疼痛，母亲从地下黑市悄悄买过鸦片给外婆止疼，终究无济于事。
1968年11月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，外婆在无尽的忧惧和疼痛折磨中去世。
外婆去世，父母尚在另册中，同事熟人均不敢上门。幸得新舟公社第一生产队姓罗的队长出地出人帮助（据母亲说，土地没有要钱，抬棺挖坑的人力，家里按当地规矩付了费），我们把外婆葬在了一队的土地上。
1978年，父母亲都调回遵义县城。我和两个弟弟也先后离开新舟。全家都舍不得把外婆一个人留在新舟。母亲与外婆娘家的亲戚商量，把外婆的遗骨迁回了正安县芙蓉江边她家族的墓地，不远处就是外婆曾经住过的老屋基址。每年清明，我和弟弟会陪同母亲去正安芙蓉江边为外婆扫墓。
到了2005年，母亲自感年纪大了，也因为帕金森病，行动开始不便，要去200多公里外的正安看望外婆越来越困难。于是，家里又把外婆的遗骨从芙蓉江边迁到了遵义县城郊的狮子山公墓，家人想她时，可以随时上去看望她老人家。
我每去公墓，与外婆共同生活的13年会像电影蒙太奇般不断闪回：她为我和弟弟讲过无数遍的熊嘎婆的故事、她说“人生三节草，不知那节好”的带宿命论的民谚；她为我和弟弟看指纹，说我的指纹是“一萝九筲箕，不做都有吃”（吃在此处读qi，平声），她这是在祈愿孙辈不必像她一样劳苦一生吗？幼小的我哪能明白？
偶尔还会想起刚上小学时，每天早上外婆为我梳小辫就会叨叨：姑娘家，齐整点、干净点；笑脏不笑补（丁）。我似懂非懂点头，手里握着外婆为我煮的鸡蛋，很认真地豪言：等我上大学工作后，挣的钱都给外婆花。可惜外婆没有等来这一天。
今天我的年龄都已经超过外婆去世时的年龄了，不知道离去多年的外婆究竟是喜欢留在芙蓉江边的老家呢，还是更乐意住在这拥挤的公墓？
外婆的遗骨2005年9月从正安移迁至遵义县狮子山公墓，我因为刚调往新单位工作，脱不了身没有到场。在重新安葬外婆那天，我步行上班，在马路上居然被一辆商务车挂摔倒地，手脚都被擦伤。有神论者于是说，这是对你缺席的戒醒。无神论者的我却相信这是慈爱的外婆在提醒我注意安全。外婆的出生年月，在她老家的墓碑上我清楚记得是1905年，到了遵义县公墓，却变成了1906年。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错。呜呼！在外婆去世50多年后，她的出生年份居然成为无法求证的一桩谜题。
外婆那位在1960年来信求救的弟弟，夫妻俩饿死后，留下四子一女。当时除了大儿子已经成家，最小的儿子尚未成年（注12），只好跟着哥嫂苦做苦熬，命大熬到成年，一天学没有上过。这五个表亲有三位已经去世，享年平均不过六十。尚在世的小儿子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生第三胎，曾跑到遵义县城我父母处躲避计划生育。他们的后代除嫁到正安县城的女儿的子女外，其余要么漂在城市里打工，要么仍然在老家务农。
注释
注1 正安县安场镇因为盐号而繁盛。一些富商成为当地大地主、有名乡绅。如郑家、冯家就是远近闻名的大家族。他们的后人在政权更替时，有多人参军离开家乡。冯家稍小的晚辈中有一人，1960年代贵阳师院自然地理系毕业，分配到新舟中学教书。他的二哥是与母亲同时参军离开正安并参加了抗美援朝。这位冯其勋老师，在文革中因为地主出身，被诬为国民党员，他以自己的年龄为据，据理反驳。被造反派剃十字头羞辱，游街批斗，最后与我父亲一道被罚为学生食堂挑水。他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，还悄悄递纸条给我母亲，让转告父亲，没有的罪名坚决不能承认。
注2 据正安县志载，1748年（乾隆13年），正安州吏目（司文书刑狱的县吏）徐阶平从浙江携桑蚕种教民饲养。经过一百多年发展，正安蚕丝和油桐产量长期据全省第一，成为一大富民产业。
注3 1949年后的正安、务川、道真三县，因为偏远、交通不便，一直被视为贵州省遵义地区最艰苦的地方，干部即便提拔也有人不乐意赴任，所以有俚语“务正道，吓一跳”，与毕节的“威（宁）纳（雍）赫（章），去不得”同样的意思。在市场经济被摁下暂停键的计划经济时期，所有资源都由行政之手从上到下分配，距行政中心越远，意味着获得的资源越少，自然就成为偏蔽贫塞之地。改开后的1984年左右，时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的朱厚泽到赤水正安等县调研，就对县里的干部提出，要转变传统观念，按照自然地理的流域方向和社会经济的商品流向，独立自主地面向长江开放，而不是按行政区划舍近求远面向贵阳。讲的就是经济发展应该尊重顺应市场规律的常识。
注4 据正安县志记载，全县土改从1951年10月开始，分三批于1952年12月结束。1953年初做了一次复查。外婆这个1953年到遵义找她救济的娘家弟弟，估计是在复查中定为地主。母亲曾经多次说起这个小舅被划为地主，与小舅妈比较强势得罪了不少亲戚有关。其中一个堂嫂的揭发告状，被执行极左土改政策的工作队复查时接受，补划为地主，从此成为“贱民”。
注6 据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：“1958年12月5日，省委举行全省生活福利广播大会，省委常委、副省长徐健生讲话，要求各地保证职工每天有8小时睡眠、4小时吃饭和休息。执行星期日职工休假制度。人民公社可半个月休息1天”。从这条规定，可以想见当年公职人员加班加点的程度。据父亲简历记载，他1957年12月至1958年5月，从遵义报社下到高坪劳动锻炼半年，1960年8月又从市经委下乡帮助双抢，吃住都在乡下；母亲自填的干部下乡参加生产领导生产评比鉴定表，1960年5月30日下到高坪大桥管理区参加生产劳动，至7月14日才回家。即便不下乡的日子，也有整风审干旧三反新三反等各种运动会议、大炼钢铁、除四害这样的分外劳动。
注7 母亲回忆，刚到新舟时，听区委书记杜朝太作报告说，新舟三年大饥馑饿死上万人。据中共遵义地区历史大事记载：1959年6月谢培庸（冀鲁豫南下干部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任遵义行署专员）就向地委文字报告新舟发现浮肿病，且发病人数逐日上升，发病原因主要是营养不足。遵义县志记载，1960年遵义全县人口比上一年减少100668，死亡率达到108.53‰。1954年、1956、1958年死亡率分别为15.5‰、16.7‰、12·43‰；出生率1954、1956、1958、1960四年分别为39.73‰、29.33‰、23·68‰、22·92‰。由于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严重，遵义市委（遵义县、遵义市于1958年合并）在1960年3月初成立了处理“遵义事件”即市境内饿死人的领导小组，并在当年9月以区为单位成立了16所孤儿院，收养没有亲友认养的2082名孤儿。新舟区孤儿院就在离新舟中学一公里的地方。发小王国辉的妈妈夏开琴嬢嬢就是孤儿院的阿姨，可惜她已经去世，无法得知当时孤儿院有多少孤儿。
注8 三自一包：自由市场、自负盈亏、自留地，包产到户。是中央在1960年至1962年，为度过大饥馑，恢复农业生产、改善农民生存状况提出的权宜性的经济政策。1962年后，除保留农民的自留地外，其它政策均被废止。
注9 据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记载，从1967年8月初开始，在中央文革“文攻武卫”的口号煽动下，省文革核心小组的支持操纵下，支持省革委和反对省革委的两派群众组织武斗频繁，省革委组织支红派群众并动用武装力量，对反对派群众组织4·11成员采取了围、追、堵、捕、武斗、私刑，致大量群众逃亡；遵义地区历史大事记和遵义县志记载：1967年开始，遵义地区也发生了“支红派”（支持红色政权“革委会”的群众组织）与不支持革委会的群众组织4·11派的严重对立。8月，省城对不同观点群众组织公开镇压后，遵义地革委有计划的组织“支红派”群众以保卫红色政权的名义，采取大规模的砸烂、踏平4·11为代表的反对派群众的行动，造成武斗升级，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，连续发生打、砸、抄、抓，甚至私设监狱、刑讯逼供至非正常死亡等情况。遵义县革委会8月23日发动武装镇压对立派群众组织的8·23行动，抓捕拘押不同观点的群众，侮辱殴打，捆绑游行示众，各区社如法炮制，造成“八月踏平”的惨剧。王师母的大女儿，因为父亲挨批，自然同情4·11一派，在“支红派”大肆抓捕迫害对立的群众组织成员时，被迫外逃躲藏。那些头戴藤帽、肩扛钢钎在新舟街上游行的队伍，是地革委、军分区从企业中抽调人员组建的“8·21兵团”，意在震慑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。
注10 谭家太太(太太是贵州西部方言奶奶的意思）在大方县乡下呆到文革后期，又回到儿子家中，后随儿子到遵义县师范居住。她活了90多岁，看到了三个孙女都大学毕业工作后无疾而终。
注11 外婆1967年到正安，曾经接济过她和母亲的大伯子王忠汉，因为是国民党员，又在民国正安县政府做过师爷，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揪斗，不堪受辱自杀；娘家侄辈，成份高，生活贫苦，日子也不好过。因为父亲工资被扣发，外婆带的钱不多，对于生活普遍困苦的亲戚，她说手长衣袖短，有心无力。曾经眷恋的老家已难安生，这是她不久返回新舟女儿女婿家的另一原因。
注12 正安县志记载，1961年4月10日，正安县人委决定：社会孤儿就医入学一律免费。外婆的弟弟弟媳1960年饿死后，小儿子未成年，可他并没有享受到免费上学的待遇，成为新社会大字不识的文盲。